[摘要]“知足”是老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思想。“知足者富”、“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足之足，常足矣”，是“知足”思想的核心表述。汉代颜行“知足”之风，很多人淡泊名利，追求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富有；在处世态度上，他们为人谦退，生活俭朴，与人为善，远离权势和名利，追求淳朴清静的生活；他们有着和谐的人际关系，他们的思想行为也影响并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关键词]老子；知足；汉代；和谐社会
“知足”思想既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老子思想的一个核心思想。“知足”思想在汉代影响甚大。本文拟就“知足”思想的内涵及其风行汉代的情况做一初步探讨。
一、“知足”的含义
“知足”思想在《老子》中有以下几处直接的记载。《老子》33章：“知足者富。”44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46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楚简本《老子》中有“夫亦将知足，知足以束，万物将自定”。的话。
老子的“知足”思想包含的涵义主要有：(1)求内不求外，追求纯真的本性和精神的富有，而对外在的名利看得很淡。“知足者富”，三国时期的王弼注曰：“知足者，自不失，故富也。”主要是从精神层面而非从物质层面来说的。因为“知足”，则精神不受贪欲的扰动。王弼在46章做注时说：“天下有道，知足知止，无求于外，各修其内而已”，强调了追求内在精神富有的重要性；(2)名利和钱财是身外之物，是守不住的，过分的追求和占有必定丧失也多，因为你过多占有财富违背了财货流通的原则，是不符合天道的。WwW.11665.cOm王弼注曰：“甚爱，不与物通；多藏，不与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众，为物所病，故大费、厚亡。”因此对名利的占有要适可而止，要知足，这样才能“长久”；(3)人性的最大弱点在于贪得无厌，永不满足。要做到“知足之足，常足矣”，必须要做到寡欲，知道满足。王弼在第20章做注时说：“无欲而足”、“自然而足。”(4)对于侯王等统治者而言，其欲望有时候会造成很大的祸害，所以必须用“知足”来约束他们的欲望，这样万物才会自然安定。
胡寄窗先生从经济的角度认为，老子的“知足”与否主要取决于人对财富标准的主观认识，关键在于“寡欲”。他在“老子中的经济思想”一节中说：“寡欲的具体表现是‘知足’。老子学派把知足看得非常重要，以为知足可以决定人们的荣辱、生存、祸福。……不仅如此，他们并将知足作为主观上分辨贫富的标准。如知足，则虽客观财富不多而主观上亦可自认为富有，‘知足者富’，‘富莫大于知足’。因为知‘足’之所以为足，则常足矣，常足当然可以看作是富裕。反之，客观财富虽多，由于主观的不知足，贪得无厌，能酿成极大的祸害。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子的财富观决定于主观的知足与不知足，亦即决定于‘欲不欲’，所以带有唯心主义色彩。但他们很重视客观刺激产生欲望之作用。如他们说‘乐与饵，过客止’。寡欲与知足是不可分割的，未有能寡欲而不知足者，亦未有不寡欲而能知足者。老子提出寡欲、知足，对当时当权贵族的无厌欲求是一个强烈的抗议。”胡寄窗先生所论，很有道理。《韩诗外传》卷五说：“福生于无为，而患生于多欲。知足，然后富从之。……贪物而不知止者，虽有天下，不富矣。”《韩非子·六反篇》说：“桀贵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天子，而桀未必以天子为足也。”夏桀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仍不满足，主要在于他的贪欲太多。“知足”要求内而不要求外，要过“为腹不为目”的生活，减少贪欲，过简单清净的“寡欲”生活，如此，自然会“知足”。
老子正是想通过自己的著作告诫人们，特别是那些掌握政权的奴隶主贵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要适可而止，要知足，否则，贪欲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必然会自取其辱，必然会遭受严重的损失，包括物质方面的损失，当然也包括社会地位和精神心态等方面的损失。
二、汉代“知足”之风的形成
汉初，黄老无为思想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无为并不是行政的不作为，而是“不妄为”，是“寡欲”“知足”，它主要是针对秦朝“有为”而言的，秦之“有为”主要表现在“妄为”，即贪欲无厌，大兴土木，不恤民力。如：修始皇陵，建阿房宫，筑长城，修驰道等等。汉朝统治者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最直接也是最深刻一条就是秦朝统治者的“有为”和“不知足”。所以，汉初，统治者反其道而行之，把老子思想作为国家统治思想，大力提倡并积极践行老子“知足”思想。国家“知足”，固守而不外拓，与匈奴和亲，对于匈奴的扰边，只是“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统治者“知足”，清心寡欲，无为而治，土木不兴，宫室不修，衣不曳地，帏帐无绣，真真地是体现了“与民休息”。
史载“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汉文帝更是以知足著称，史载“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他曾经想建造一个露台，召来工匠一问，需要花费百金，于是停止建造。他还经常穿着粗布衣服，为了节省布料，规定其夫人的衣服长不得拖地，帏帐不得纹饰绣花，即史籍所载“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他还规定自己的陵墓当中一律使用瓦器，不得使用金银铜锡，“欲为省，毋烦民”。汉景帝在诏书中也颂扬汉文帝知足节俭，说他“减嗜欲，不受献”。司马贞在[索隐述赞]中称颂汉文帝“绨衣帅俗，露台罢营。……霸陵如故，千秋颂声”。自汉朝建立到汉文帝时期，统治者的知足节俭已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即太史公所谓“德至盛矣”。
汉景帝继续大力提倡知足理念，他在后元二年(前142年)五月的诏书中严厉批评贪得无厌之徒，表扬寡欲知足的廉士，下令从廉士中提拔官员：“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厌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
曹参为齐相，用黄老之术治国，获得贤相之名。待到萧何死后，曹参入京为汉相，竭力推行老子治国思想，选官任人只选那些忠
厚老实不善言辞者，凡是巧言花语追名逐利之徒，概不予录用。因为忠厚老实之人往往比较知足，而欲务声名之人往往贪欲无厌。《史记·曹相国世家》对此有记载：“择郡国吏木詘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
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支撑下，经过汉初几代人的努力，社会风气焕然一新。有班固的“赞”为证：
“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汉文帝的“恭俭”就有深深的寡欲知足之意，他穿粗布衣服的目的也如司马贞所言，是为了“帅俗”，即要做知足的表率，引导社会大众俭约知足，进而形成俭约知足之社会风气。汉景帝继续倡导和贯彻推行“知足”理念。“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表明一种全新的社会风气已经形成，以俭约寡欲为基本特征的“知足”风尚无疑是社会新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汉代“知足”之风的表现
在汉代，“知足”理念深入人心，践行“知足”思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许多人把“知足”思想实实在在地付诸于行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下面仅就汉代“知足”之风熏陶下的世人名利观与处世态度略作探讨，冀以窥斑见豹之效。
(一)汉代“知足”之人的名利观
在“知足”之风影响下，汉代许多人淡泊名利，视富贵、钱财等外在事物如浮云，追求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富有。西汉的刘德、疏广、严君平，东汉的张霸、折像都是比较典型的“知足”人物。
刘德，西汉人。昭帝时的大将军霍光，总揽朝政，权倾朝野，想把女儿嫁于刘德，刘德深知“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的道理，自持“知足”之计，坚决拒绝了霍光的美意。《汉书》卷36《楚元王传》载刘德：“修黄老术，有智略。少时数言事，召见甘泉宫，武帝谓之‘千里驹’。昭帝初，为宗正丞，杂治刘泽诏狱。父为宗正，徙大鸿胪丞，迁太中大夫，后复为宗正，杂案上官氏、盖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计。妻死，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满也。”在对待财产的问题上，刘德也深知“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道理，从不聚敛钱财，而是散财于人。《汉书》卷36《楚元王传》载：“德宽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产过百万，则以振昆弟宾客食饮，曰：‘富，民之怨也。”’
西汉宣帝时期，疏广为太子太傅、其侄子疏受为太子少傅。“父子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但疏广自知“知足不辱”的道理，急流勇退，荣归故里。《汉书》卷71《疏广传》载：“(疏)广谓(疏)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受叩头曰：‘从大人议。’即日父子俱移病。满三月赐告，广遂称笃，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笃老，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辞决而去。及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疏广深知“多藏必厚亡”的道理，回到家乡后，散财免祸，不给子孙留下过多的财产，目的是希望自己的子孙将来能自食其力，少犯错误。《汉书》卷71《疏广传》载：“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趣卖以共具。居岁余，广子孙窃谓其昆弟老人广所爱信者曰：‘子孙几及君时颇立产业基址，今日饮食费且尽。宜从丈人所，劝说君买田宅。’老人即以闲暇时为广言此计，广曰：‘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理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说服。皆以寿终。”
严君平，西汉人，卜筮于成都市，因势利导，教人为善，而且每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从不以盈利为目的。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以后，就讲授《老子》，追求精神的富有。《华阳国志·蜀郡士女》载：“严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澹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汉书》卷72《王贡两龚鲍传》载：“其后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时，元舅大将军王凤以礼聘子真，子真遂不诎而终。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
东汉时期的张霸，蜀郡成都人。和帝时期为会稽太守，政绩卓著，但张霸深知“知足不辱”的道理，急流勇退，致仕归乡。《后汉书》卷36《张霸传》载张霸：“永元中为会稽太守，……霸始到越，贼未解，郡界不宁，乃移书开购，明用信赏，贼遂束手归附，不烦士卒之力。童谣日：‘弃我戟，捐我矛，盗贼尽，吏皆休。’视事三年，谓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盖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
折像，东汉人，生于豪富之家，史书记载他的父亲折国“有赀财二亿，家僮八百人”。折像从小就心地善良，长大后深受老子道家思想的影响，散家财周济穷人。史载：“幼有仁心，不杀昆虫，不折萌牙。能通《京氏易》，好黄老言。及国卒，感多藏厚亡之义，乃散金帛资产，周施亲疏。或谏像日：‘君三男两女，孙息盈前，当增益产业，何为坐自殚竭乎?’像曰：‘昔斗子文有言：“我乃逃祸，非避富也。”吾门户殖财日久，盈满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将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谓之不幸。墙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闻之咸服焉。”折像有感于《老子》的“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咎莫大於欲得；祸莫大於不知足”的道理，散财于民。从折像所说的“盈满之咎，道家所忌”话语可以看出，折像对“知足”思想有深刻的认识。折像所说的“不仁而富，谓之不幸”一语，更是发人深省、令人惊醒。
(二)汉代“知足”之人的处世态度
在“知足”之风影响下，汉代人谦退、处下，远离权势和名利，在处世态度上值得后人学习。
汉初名臣张良帮助刘邦夺取了天下，当刘邦要重重封赏张良的时候，张良却谢绝了刘邦的美意。《史记》卷55《留侯世家》载：“汉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日：‘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与萧何等俱封。”高祖刘邦要封张良三万户，但张良却很谦虚，说自己没什么功劳，出的计策也是碰巧用上了，自己能分封在留县就心满意足了。最后张良被封为留侯，食封万户。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张良对自己的“封万户，位列侯”现状非常“知足”，他晚年曾说自己：“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雠强秦，天下
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於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与张良同时代的韩信自恃功高，被封为淮阴侯后，牢骚满腹，好不知足，最后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而张良却淡然处之，非常知足，深得高祖刘邦、吕后的信任和器重，得以善始善终。
汉初的另一名臣萧何，深知盈满招祸的道理，生活上很是知足，为人谦退、做事谨慎。《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载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汉武帝时期的名臣郑当时，深受道家“知足”思想影响，谦退、处下，廉洁奉公，不治产业，与人为善。《史记》卷120《郑当时列传》载郑当时：“好黄老之言，其慕长者如恐不见。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庄为太史，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执宾主之礼，以其贵下人。庄廉，又不治其产业，仰奉赐以给诸公。然其馈遗人，不过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间，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其推毂士及官属丞史，诚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为贤於己。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后。山东士诸公以此翕然称郑庄”；“卒后家无余赀财。”
西汉末年的著名学者扬雄，青少年时代曾经跟随道家学者严君平学习，并深受老子思想的影响，不慕名利，不求富贵，安于贫贱，埋头著述。《汉书》卷87《扬雄传》载扬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贵，不戚戚於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扬雄“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体现了“知足者富”的思想，在基本生活物质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主要追求精神的富有。
扬雄尽管后来到京师做了郎官，但仍“恬于势利”，安于贫贱。“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於势利乃如是……家素贫。”
东汉光武帝刘秀深受道家“知足”思想影响，在施政方针上提倡节俭；减轻田租，减轻刑法，释放奴婢，与民休息。《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载刘秀之语：“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实际上就是按照道家思想施政。光武帝在生活方面很是“知足”，《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序》载：“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身衣大练，色元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其以手迹赐方国者，皆一扎十行，细书成文。勤约之风，行于上下。……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他所穿“大练”是一种不染色的白绢，其它衣服色彩也很单调；作为皇帝能够做到“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说明他的“知足”已经达到了很高境界。
东汉初年的不少功臣深受“知足”之风影响，知足寡欲，为人谦退，生活俭朴，远离权势和名利，朝野上下出现了一片和谐相处的良好氛围。《后汉书》卷15《李通传》载李通“布衣唱义，助成大业，重以宁平公主故，特见亲重。然性谦恭，常欲避权势。”《后汉书》卷16《邓禹传》载邓禹：“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势。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事法。资用国邑，不修产利。帝益重之。”《后汉书》卷17《贾复传》载贾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帝深然之，遂罢左右将军。”《后汉书》卷16《寇恂传》载寇恂：“经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从吏士。”《后汉书》卷17《冯异传》载冯异：“为人谦退不伐。”《后汉书》卷18《吴汉传》注引《东观记》曰：“汉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坟，不作祠堂。”《后汉书》卷18《陈俊传》载陈俊：“俊抚贫弱，表有义，检制军吏，不得与郡县相干，百姓歌之。”《后汉书》卷20《祭遵传》载：“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身衣韦绔，布被，夫人裳不加缘，帝以是重焉。”“临死遗诫牛车载丧，薄葬洛阳。”从这些功臣淡泊名利的思想倾向与小心谨慎的处世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知足”思想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有多么深刻。
除了功臣外，东汉时期还有不少人物深受“知足”之风的影响。他们清静寡欲、道德高尚、不慕荣名，并以自己的行为感化、教育周围的人。《后汉书》卷2l《任光传》载任隗“少好黄老。清静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赈恤宗族，收养孤寡”“义行内修，不求名誉”；《后汉书》卷32《樊宏传》载樊宏同族曾孙樊准“父瑞，好黄老言，清静少欲。准少励志行，修儒术，以先父产业数百万让孤兄子。”《后汉书》卷39《淳于恭传》载：“淳于恭字孟孙，北海淳于人也。善说《老子》，清静不慕荣名。家有山田果树，人或侵盗，辄助为收采。又见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盗去乃起，里落化之。”
四、结束语
老子“知足”思想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明成果之一。老子思想在汉初成为国家施政的指导思想，对汉代社会影响巨大。有汉一代，“知足”之风熏染甚盛，躬身践行老子思想尤其是老子“知足”思想者甚多。他们是思想的智者，行动的楷模。他们淡泊名利，视富贵、钱财等外在事物如浮云，追求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富有；在处世态度上，他们为人谦退，生活俭朴，与人为善。他们不仅建立了自己和谐的人际关系圈，而且也影响并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以古为鉴，我们应该积极学习汉代“知足”者的名利观念和处世态度，大力宣传“知足”思想，培育“知足”风尚，让越来越多的人正确领会并努力实践“知足”思想，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友爱，减少人与人之间因“不知足”而引起的种种矛盾与斗争，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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