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的复杂性意味着改革的目的、诉求本身就是多元的，官方意识形态在政权稳定后还会极力推行“改革”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会带动“后富”的人吗?冷战终结后，西方希望看到一个逐渐“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吗?也许在这其中最尴尬的是知识分子，当年为“改革”摇旗呐喊，后来却发现原来是“狼”来了。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转变之中，我的感觉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被放弃了——用“放弃”这个词也不够准确——更准确的应该说，是被历史改写了。我们每一个人，既是这个改写的主体又是这个改写的客体。

　　金理：黄平对“改革”的反思，带入了很多90年代、尤其当我们发现“改革”的问题、进行反省的“后见”。而当初在“改革”初启动的时候，它不只是一个国家需要，更是民众呼声。比如刚刚庆祥讲，“改革”首先是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当时的拨乱反正，它的“正”可能回到“十七年”时期，但是后来却发现连前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是有问题的。
　　例如《平凡的世界》中，田润叶得知孙少安要结婚后，她很失望、痛苦，而这一天恰巧是“四五”天安门事件，小说中田润叶就立马觉得“国家的痛苦袭来，个人的痛苦要放到一边”——至少在这个时候，个人和国家之间依然存在一种有效地整合。然而，即便在这样一个存在整合的年代里面，社会主义内部也危机四伏，同样在《平凡的世界》里面，孙少平在得知郝红梅爱上班长后很失落，为了平复这挫败感，他产生了幻想：若干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工程师、作家、教授，戴着眼镜穿着皮鞋，再路遇郝红梅她们，会是怎样的情形。这是他对自己未来的期待和假想，而60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里面，丁少纯的罪过之一，就是他想模仿一种生活方式——唐小兵、蔡翔都分析过这个问题，丁少纯想模仿的对象就是工程师。“工程师”这个打扮，在60年代的语境中，是被视为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趣味)而当做批判对象的，是一种充满紧张感的焦虑。而到了《平凡的世界》所在的七八十年代，之前社会主义面对“工程师”的紧张感，完全内化为了作家的无意识，成为小说主人公很自然、中性、客观的渴望。可见，从1960年代持续开始，社会主义领导权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不是应当给予人物质上的丰裕，如果没有得到这一点的话，类似的“渴望”会不断产生。我们必须正视无数个“丁少纯”、“孙少平”们的欲念与渴望，这样的渴望并不能被强行压抑或者取消。至少从这一点来说，改革有的放矢。
　　黄平：金理兄说得不错，“渴望”背后的正当性应是“改革”甚至于“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我觉得“改革”的困境在于，物质丰裕以及正当欲望的满足，无法弥散社会全体。“改革”不断展开的同时不断封闭，动力逐渐耗尽，自身不断凝固，形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新体制”。而且这一“新体制”越来越固化，甚至于越来越“世袭”。
　　在“改革”的肇始阶段，现实世界绝对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改革”首先是针对旧的生产关系的“革命”，有着方方面面“体制改革”的承诺。正是基于这种开放的可能性，故而要“摸着石头过河”，故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询唤“改革”新人(如孙少平、孙少安)、讲述另一个“人生”故事的“大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平凡的世界》不仅仅关注孙少安、孙少平的命运，也浓墨重彩地描写作为“改革派”的田富军们。一些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囿于“纯文学”的限定，将其理解为“败笔”。如果不在“改革”的语境中重读《平凡的世界》，而是仅仅谈论“艺术”，田富军之类人物似乎没有必要。然而，这是《平凡的世界》意义上对于文学所理解的必然性，除非不写，如果写了“孙少平”，必然要写“田富军”。“改革”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自上而下”，离开“改革派”的呼应，难以想象孙少平一家乃至双水村命运的巨变。换句话说，《平凡的世界》可以也应当被读成“双主人公”：田富军与孙少平所形成的共同体对于“改革”的承担。
　　然而，孙少平被解放出来的“劳动”的历史实践，所包含的“改变世界”的面向，不断地被弱化。当田富军凭藉着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的推动，由县革委副主任、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地委书记到省委副书记兼省会市委书记时，“改革”的伟大承诺所释放的“可能性”逐渐地“体制化”。蓦然站在历史舞台上的孙少平们，从“旧世界”中挣脱出来，却发现无处可去。小说结尾，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象征是，毁容的孙少平重返矿山之前，“在下午剩下的最后一点时光里，他还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其中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这是非常富于“80年代”意味的场景：一个煤矿工人，心怀“人类未来”，把自己的工作(生产“原材料”)与宏大的历史远景自觉地相结合。孙少平以为自己在原材料面前能够保持劳动主体的地位，他不会想到，伴随着“80年代”的终结，这个国家最大的优势就是“廉价劳动力”，这才是真正的永不枯竭的原材料。
　　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发生了这种颠倒、置换，历史的主体为什么变成了客体、变成了原材料?
　　杨庆祥：不能因为今天的困境就无限美化当初的正当性和可能性。也就是说，我在两个方面都保持怀疑，第一是我同意今天出现了困境，但不同意把这种困境无限放大。第二是不能把80年代过于神化，好像一开始我们就做好了各种准备一样，今天的人文话语权几乎都掌握在8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代人，他们关于80年代的叙述有很多地方可能过于主观化。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新星)与“体制内”改革叙事》，当时我的一个预设是，“改革”是失败的，至少我是“改革”的“非受益方”，我在这个预设的前提下去检讨“改革文学”的成败，包括对李向南、孙少平行为方式的怀疑。我在文中质疑李向南式的改革完全是基于“体制”内的一种想象，没有提供更具现代意义的改革方案。现在再想想，我的预设和结论是不是过于简单和表面化了?我完全是改革的“非受益方”吗?好像不仅仅是这么回事。李向南提供的改革方式，也可能正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唯一行得通的方式，如果这一点成立，则柯云路是一个忠实的时代记录员。但问题可能也正好出现在这里，作为一个文学作品，《新星》遵循的可能是历史的逻辑，而不是文学的逻辑，文学的逻辑在于能够开掘另外的想象空间，比如巴尔扎克的《乡村医生》，根据英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分析，它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历史的“非兰开夏模式”的工业化想象，虽然它仅仅是一种想象，但是作为文学是有效的。路遥《平凡的世界》大概可以放在这个谱系上来进行相关讨论，路遥提供了另外一种“改革想象”了吗?正如黄平刚才分析的，孙少平无论如何都有点像是一个“非现实性”的人物，我曾一再重读路遥的作品，我的感觉是，高加林是我非常熟悉的人物，在现实中比比皆是，但是孙少平不是，他很陌生，有些异类，他是一个更加“小说化”和“戏剧化”的人物，而他的奋斗史，相对于李向南来说，带有更多想象的成分，至少在80年代的语境中，他代表了另外一种可能，既是文学意义上的，也是改革意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