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作的思想内容来看，中国现当代的歌词创作也是非常丰富的，几乎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群体的社会生活。这是由歌词文体的大众性决定的。中国的现代歌词创作以启蒙群体为发端，之后也以引领群体性思潮、反映群体性的要求为己任。歌词的群体性特征要求歌词创作必须要面向大众，表现为时而启蒙大众思想、时而引领大众认同某种时尚、时而向大众宣传时代文化、时而酝酿某种时代氛围。中国现代歌词创作思想从产生之初就集中反映了国家兴亡的忧患意识，创作内容也多涉及新的文化和新思想，基本上脱离了中国旧文化、旧思想的束缚。之后革命歌曲、抗日歌曲、解放歌曲、流行歌曲、歌颂新中国歌曲、“文革”歌曲、改革开放后的流行歌曲的歌词创作都具有这一特点。歌词的大众性特质要求歌词创作必须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要求歌词创作必须引领、表现和反映最新的时代文化。
　　从创作使用的语言来看，歌词创作较早地实现了白话文写作。歌词的白话写作不但比其他文体早，而且也为白话文书面语的形成进行了很好的实践。如早期李叔同的《送别》、《春游》等歌词作品在语言上既雅致清新，又浅白易懂。在语言上很多经典的歌词创作率先突破了白话文“浅而不白”的瓶颈。而这些都是由歌词要被“听”的属性所决定的。能被大众听懂的基础就是语言首先要进行“浅显”的表达，又因为歌词体裁的篇幅所限，其所传达出内容的深刻性就远不及其他文体的承载能力强。所以在与其他文体的比较竞争中，歌词不得不相对回避深刻表达，只有比其他文体更加敏锐地捕捉到时代文化的走向，甚至只有超前地引导文化时尚，才能完成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从表情达意的角度来看，歌词的表情达意相对具有单一性。一首歌词的写作一般只有一个主题，歌词的内容一般来说都是简单而明确的。正如学者陆正兰所说：“如果歌词的主题是分散的、混乱的，那么它既不利于作曲家谱曲，也不利于演唱者表达，同时也不利于歌众受听和传唱。”[25]词作家乔羽也曾指出歌词创作“必须寓深刻于浅显，寓隐约于明朗，寓曲折于直白，寓文于野，寓雅于俗”。[26]人们往往要通过“听”的方式对歌词进行解读，所以歌词写作就会避免歧义现象的出现，以单一主题为主。歌词表情达意的单一性使得人们对于歌词思想和内容的解读相对明确，很少存在歧义。表情达意的明确使得歌词可以比其他文体更易于文化的准确和广泛地传播，也更利于更多的听众准确有效地接收。
　　另一方面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对歌词内涵意义的理解也可能存在着差异，但这并非是面向大众“听者”。比如词圣陈蝶衣在抗战时期就曾在“你是我的灵魂，你是我的生命”（《不变的心》歌词）中，“透过男女之情听到了爱国之情”[27]。但这样的理解和体会，不仅需要听者有着一定的修养，同时也需要听者积极地发挥思维想象，对歌词文本进行再创作，当然更需要“天时地利”的相关配合。如果不是在抗战时期，这首歌词也是很难激发出听者的爱国之情的。总之，歌词的表情达意对大部分听者来说，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是稳定的、单一的。这种稳定性和单一性使得歌词内容的表达更为明确和直接。所以通过歌词创作进行文化运作比其他文体也要更为直接和明确。
　　从其传播方式来看，歌词是一种不需要完全依靠纸张的文体。歌词可以通过“歌唱”的方式在空间上形成广泛的流传。同时歌词的传播又是建立在不以“文字”约束为基础之上的。这就使得歌词在传播的过程中，不必局限于识字的知识阶级，那些不识字的平民也同样有机会通过歌词的传播获得某种文化的积极影响。“歌词是众生喧哗的语言狂欢场，它能吸引众多不同背景、不同身份的人群。歌词将语言的包容力、感召力发挥到了极致。”[28]所以歌词在传播的影响力上要远远优越于以文字为主要载体的文学形式。
　　三
　　百年的中国历史一直处于不断变革的过程中，歌词创作之所以能够引领社会时潮，这与词作者们关注时代文化变化，积极参与时代文化运作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现当代歌词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动机是词人们要通过歌词写作表达和实践社会理想，具体表现为要参与时代文化的建设和宣传。从清末民初开始，中国任何一种时代文化的壮大和发展从来都没有脱离过文艺的宣传，歌词创作也不例外。纵观整个中国现当代歌词创作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歌词创作一般都是为了引领、呼应或者宣传某一时期的时代文化而作。歌词创作较为集中地对某一时代文化进行宣传，这正是词作者或有意为之的一种现象。
　　中国的现当代词作者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一个群体是从事流行歌曲歌词创作的职业词作者。这些词作者一般专属于私立或者商业性质的公司或团体，他们以“歌”为工作的主要重心，歌词创作乃至与之相关的歌曲制作可以看作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要途径。如黎锦晖、黎锦光、陈歌辛、高晓松、高峰等都属于这个范畴。这一群体的创作动机主要是为了谋生，下文详细论述。另一个群体的歌词作者们不主要从事歌词写作，他们一般专属于非商业性的文艺团体或组织，有时候歌词创作可能并不是他们的主要工作，而只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写歌词甚至只是他们赞美或者批判社会的途径，是他们表达自己社会理想的重要手段。如田汉、安娥、贺敬之、王健、乔羽等。对于后一歌词创作群体而言，歌词创作的动机往往与时代、社会的需要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以歌言志和践志是他们最主要的创作动机。他们时刻以建设、反映和宣传时代文化为己任，时刻以精英的姿态为他们心中的时代文化而进行歌词创作。
　　以歌词和歌曲制作为主要工作的词人群体，最为直接的创作动机就是为了生存。这一群体参与的歌词创作以流行歌曲为主。流行歌词创作的直接动机是为了完成流行歌曲迅速流传的目的。其创作根本动机是消费文化下为了追求最大化商业价值的需要。也就是说流行歌词写作是为了使得流行歌曲能够迅速地成功流传，而流行歌曲迅速成功地流传则是为了追求商业资本的最大化。创作流行歌词的词人就主要依靠这种资本利润谋生。
　　对于大部分流行歌词的作者而言，他们写作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只有写出的歌词被制作成歌曲后大卖，即能够被广泛地“消费”和“流传”，他们的歌词创作才算获得成功。可以说消费文化是流行音乐繁荣的土壤，在消费文化的操控下，流行歌词创作与其他物质生产活动一样，都是以“消费”为目的，以追求利益为前提的。换句话说，在消费文化下，流行歌词的创作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所谓艺术的生产行为，这种艺术生产不是时刻以创新为途径，而是以流水线式的产品复制为模式，通过模式生产换取最大的金钱收益。在这个过程中，消费文化中的歌词创作可以缔造时代文化的流行趋势：当某一首流行歌词创作反映了时代文化中的某种潜在需求的时候，这首流行歌词通过歌曲开始被广大的消费市场逐步认可和欢迎，而与此同时，更多相似的歌词被继续生产着，并逐渐形成一种流行热度。直到消费者形成审美疲劳，不再愿意为这种流行买单的时候，消费逐渐停止，流行热度开始衰退，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新的歌词写作模式，从而形成新一轮时代文化时尚流行趋势。可以说以谋生为创作动机的歌词写作更有可能在社会上产生热潮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