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加上学生出路不错，很容易成为扩招的目标。外语教学技术性强，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大受欢迎，完全可以理解；至于中文系毕业生的优势，则是适应性广，几乎任何行业都用得上，一若职场上的“万金油”。因为“容易”，所以“多上”，这么说，有点自嘲的意味；可这切合“扩招”的本意--降低门槛，拉开档次，让那些并非研究型的大学，更多地突出素质教育或技能培训。这一点，联系下面将涉及的“通识课程”，可以看得更清楚。
　　大学扩招，专家们大都主张“专业对口”。这一点，我不无疑虑。社会需求瞬息万变，大学根本无法有效控制；专业设置过于追随市场，很容易变成明日黄花。最具嘲讽意味的是，金融、管理等“热门专业”的毕业生，反而可能找不到工作；道理很简单，就因为太“热门”了，大家抢着上，于是“生产过剩”。对于那些不想继续深造，大学毕业就开始工作的人来说，四年时间，能获得人文、社会或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加上很好的思维训练，这就够了。大部分的工作岗位，只要稍加培训，就能应付自如。因此，我一直呼吁扩大人文学科的招生。假如有一天，大学所读专业和自己日后从事的职业没有直接对应联系(现在已经有这种趋势，尽管不是自愿)，我相信，很多人会同意我的看法：了解社会，了解人生，学点文学，学点历史，陶冶情操，培养人格，远比过早地进入职业培训要有趣、也有用得多。
　　无论学的是生物、化学，还是金融、管理，走上社会后，不管出于工作目的还是个人兴趣，都可能急需补充人文学方面的知识。虽说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口号目前还没能真正落实，但周末听讲座(绝大部分免费，也偶有收费者)已成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一道亮丽的风景。有图书馆组织的(以北京为例，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等每周都有讲座)，有书店组织的(以北京为例，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涵芬楼书店、第三极书局、三味书屋、单向街图书馆等经常举行超越“促销活动”的讲座)，有政府组织的(如上海的“东方讲坛”)，也有各省市宣传部为政府官员举行的(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创建学习型社会”的号召，带有职业培训性质)。若是公开讲座，在现场听众中，有一般市民，有退休教师，还有受过大学教育、出于个人兴趣前来“充电”的年轻人--后者越来越多，正呈直线上升趋势。在这些讲座中，有生活型的，有科技型的，但主体是传授人文知识。举个例子，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即位于文津街的“老北图”)从2001年起每年举办近百场名人讲座，并选择其中的菁华，出版“演讲录”。五册《文津演讲录》，共收文59篇，其中人文学51篇，社会科学7篇，自然科学1篇--硕果仅存的这篇《可爱的地球》，仍属于科普读物，而非专业论述。这与编者的主旨--“所选讲稿，主讲人多为年近古稀的学界名流、文坛泰斗”--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受制于听众，读者的趣味。因为，业余时间听讲座，除了健康、美食，最容易吸引听众的，当然是文史之学。
　　随着国民中大学生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作为职业的“人文学”相对萎缩，而作为修养的“人文学”将有可能获得更为门阔的发展空间。这与先由政府主导、后有媒体接棒的“国学热”，形成某种奇异的“良性互动”。尽管有些文化活动资本介人太深，作秀成分太重(最典型的是“红楼选秀”)；有些电视讲座的娱乐化及商业化倾向过于明显，因而受到学界的猛烈批评，但总的来说，近年中国社会上及媒体中的“书香气”还是略有回升。
　　与气势如虹、有国家战略做支撑、同时又成为一种文化产业的“国学热”不同，以“讲座”为中心的文史知识传播，其受众更多立足于个人趣味。而且，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主要由大学教授推动不同，这回的主要动力来自大众传媒。十年前，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了150集系列电视片《中华文明之光》。内容涉及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历史、考古、民俗、天文、地理、科技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播出后，叫好而不叫座。与这种学院派趣味很浓的“文化普及”不同，如今的电视讲座(以“百家讲坛”为代表)，都是以媒体为主，邀请大学教授以个人的名义加盟，接受其“专业培训”，且按照导演的意图“演出”，讲究商业运作，因此类讲座更多地迎合公众趣味，叫座但不叫好。
　　所谓的“国学热”，应该区分大众的欣赏趣味以及主事者的主观意图--政府有政府的设想，民间有民间的愿望，主办单位则很可能还有实际利益的盘算，不宜一概而论。总的趋势是，“启蒙”或“爱国主义”等宏大叙事，日渐让位于个人利益的讲求。也正是因为讲求个人趣味以及实际利益，使此风得以突破“运动式”的提倡，有可能长久地延续下去(最有趣的，莫过于冷门的“考古学”，借助于日渐升温的“收藏热”，居然也都成了热门话题)。我曾提及，在“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的背后，还有一个不该被一笔抹杀的“附庸风雅”；小民百姓半真半假对于“国学”(中国文化)的热爱或炫耀性消费，也应该获得尊重。另外，我既赞赏那些坚持自家立场，对各种社会现实采取批判性思考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不鄙薄那些走到聚光灯下、放低姿态的“明星学者”。理由是，正是由于后者不懈努力(不管是“学术说书”，还是“心灵鸡汤”)，使得原本专深的文史知识或社科理论，开始走出学院围墙，为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所接纳。对于已经“出走”校园的学者来说，为求合时、有用，不能不媚俗，也不能不“语不惊人死不休”--在“发行量”或“收视率”这根大棒的催逼下，其“表演”必定越来越商业化，这是无可奈何的宿命。
　　在我看来，来势凶猛的“大学扩招”虽然留下了一些后遗症，比如，学界变得急功近利，论文造假作伪增多，师道尊严受到全面冲击等；但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倍增，民众对人文学的兴趣转浓。因此，单以教育及文化立论，20世纪80年代引人注目的是思想解放与文化热，90年代众说纷纭的是商业大潮与学术调整；至于新世纪，大学扩招与国学热之互为犄角，或许能给人文学者创造一个“绝地反攻”的机会。
　　
　　三、素质教育与通识课程
　　
　　与大学扩招相呼应，对于人文学来说，还有另外两个“利好消息”：一是教育部对于素质教育的提倡，二是各级政府对于科研项目的支持。二者都是政府主导，但又夹杂很多学术界(民间)的声音，十几年间，不断发展壮大，以至于讨论当代中国学术论文联盟http://时，已不能完全绕开这些制度性设计--包括其具体运作与实际效果。
　　所谓素质教育，最初是个很笼统的提法，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等四个方面。如此无所不包的“素质教育”，实在难以展开并落实；好在主事者真正关注的是“文化素质”，直接针对中国大学重理轻文以及专业过于狭窄之“时弊”，用“素质教育”的积极推动者、原华中理工大学(后改名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杨叔子的话来说，就是“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学生人文素质不高；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术视野不宽，学术基础不牢；过重的功利主义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与基础训练不够；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不够”。有鉴于此，历来以工科见长的华中理工大学，1994年春创办了系列“人文讲座”；第二年秋天，又组织全校新生参加“中国语文水平测试”，且规定“过了语文关，方可拿文凭”。以此为契机，1995年9月，原国家教委在该校召开了“高等学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49所院校的代表，达成了进一步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共识。会后，各大学“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到了1998年，试点结束；总结经验后，在全国所有大学推开。教育部更为此发布专门文件，明确规定：“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修养和科学素质。”此后，很多理工科大学的“人文讲座”，开始向“选修课”过渡；而综合大学则努力提升选修课的数量与质量。至此，“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之间的异同或者交叉，开始浮出海面，并引起学界的关注。
　　作为观察者，很可能将内地的“素质教育”与香港的“博雅教育”、台湾的“通识教育”以及美国的liberalarts education直接等同起来，理由是，所有这些，“虽出自不同的教育理念和实际需求，但是各方都一致认为，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高校应该注重通识教育，提供人文训练，培养人文素质”。此说可以找到一些有力的佐证，比如，原清华大学副校长(现任校长)顾秉林在强调“人文素质与科学素养密不可分”时，特别表彰美国各著名大学如何“重视通识教育”，并希望国内大学以此为榜样。以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为编委会主任、中文系主任温儒敏为执行主编的《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即“十五讲”丛书)，同样将“素质教育”与“通识课程”直接挂钩：因“素质教育正在成为当今大学教育和社会公民教育的趋势”，各学校纷纷开设“通识课”，可又苦于缺乏通盘考虑，课程不够正规，课量严重不足等，北京大学出版社方才推出这套“采用学术讲座的风格”、“将学问深入浅出地传达出来”的书系。至于东南大学将历年“人文大讲座”的讲稿结集成书，总题干脆就叫作“人文通识讲演录”。
　　也有对此说持异议者，如原国家教委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冀生便主张，“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既有深刻联系又有质的区别”。说联系，那是指二者都强调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造就全面发展的人”；说区别，则是因为，“素质教育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一种教学观，是以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为宗旨的，它必须贯穿于人才培养，即教学活动的全过程，包括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两个部分”。我赞同王冀生对于“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分辨，但不认同其结论“素质教育是西方的通识教育在我国当代的继承和发展”。相反，正因为“素质教育”的提法过于笼统(包括中小学的教学宗旨、大学的课程设计以及终生教育目标等)，不具备可操作性，因此，在具体实践中，才逐渐转变为对于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借鉴。或者说，这十多年来中国大学“素质教育”的摸索，正呈现越来越向“通识教育”靠拢的趋势。
　　即使在通识教育开展较早的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此项工作也是一波三折：理念大都认同，实践起来却很不容易。原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在《国立清华大学通识教育的展望》中称：“通识教育最重要的是实践，不能只是理论。在台湾，实践通识教育远比讨论通识教育困难。这些实践的困难包括：(1)没有人愿意去管；(2)没有教授愿意去教；(3)没有学生肯花精神去听。”这里所说的“三无”困境，相信所有听说过或从事过通识教育的人，都会有类似感触。曾主政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认为，改变此类将通识课程作为“开胃食品”、“营养学分”的状态，凸显其“受尊重性”，关键在于，大学里必须请出“享誉崇隆的教授”来主讲。可各大学里名教授毕竟有限，要求他(她)们什么都做，既带好研究生，又讲好主干基础课，还要拿出重大科研成果，最后，还得尽量多上通识课，实在有点为难。靠名教授的“人气”，撑起“通识课程”一片天，似乎不太现实。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奋起直追的中国大学里，作为通识课程的“通选课”，其范围及数量迅速扩张，这无疑值得庆贺。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一个大的问题，那就是，将通识课程视为大学校园里无伤大雅且又不无小补的“点缀”--课程的涉及面极广，但多泛泛之谈(如“京剧与中国文化”、“民乐欣赏”、“中国画艺术”、“太极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外事礼宾礼仪”等)，强调的是趣味性，“颇有日趋娱乐化之倾向”。如何使素质教育或通识课程从“甜点”转变成值得认真经营的“正餐”，是个难题。台湾通识教育学会名誉理事长黄俊杰主张，通过“讲座课程的推动”以及“原典的研读”来“深化通识教育”；现在香港大学工作、近年热心推介通识教育的甘阳则提醒我们，美国通识教育最值得我们借鉴的是“普遍采取深度经典阅读的方式”，以及“讨论课严格要求小班制”。过多地讲授“概论”与“通史”，缺少经典阅读与小班讨论，导致大学生“不读书而好求甚解”，这是整个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不仅仅属于通识课程。此类弊病，随着教育观念的转变以及大学校园建设的展开，正逐步得到改善。
　　办好通识课程，比教学方式更难解决的是学生的来路与出口。美国的中学教育兼及人文、社会、自然，学生进入大学后，对学习通识课程一般没有什么抵触情绪；而中国的中学教育实行文理分科，过分早熟的“专业化思想”，使得走进校园的大学生，很难对“无关学业”的“通识教育”产生强烈的认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鼓励发展实用性质的法商学院，而没有给倾向于“素质教育”的“文理学院”保留足够的发展空间。
　　美国的大学之所以重视对学生进行人文学科方面的训练，那是因为其制度设计：“本科大学生是没有资格专修企业管理、法律、医学和建筑等职业倾向和专业性极强的学科的。学生必须先打好全面的知识基础以后才能进人研究生院攻读这类专业。”正是有感于此，甘阳主张“法商学院应该成为后本科教育”。因为，这是中美两国高等教育设计的巨大差异，也是“通识教育”能否在中国顺利推展的关键所在。我承认甘阳的建议是“治本”，但此举实现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最近十年扩张得最厉害的，正是商学院与法学院。要求占强势地位的商学院与法学院拱手让出本科教育的权力，在我看来，近乎与虎谋皮。除非政府主管部门深谋远虑，痛下决心，一举扭转晚清以降中国大学过于讲求“实用”的倾向，否则，只靠大学内部的自我反省，最多也只能是增加若干“通识课程”，而无法真正达成“素质教育”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