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试题语言精准性及其对教学的影响

　　中考等大型考试的试题，涉及面广，对教学具有不容低估的深远影响，因此，其语言必须精准，概念必须严密，设问指向必须明确。但近年来的一些中考历史试题在这些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对初中历史教学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现以一个实例分析其精准性存在的问题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读图，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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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道看似非常简单易答的试题，“从相关数据上看，命题者虽然在第（2）设问中明确了所问战争的特征，即毛泽东与蒋介石共同领导的、反侵略的、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以期降低试题难度。”（引自《xx省初级中学教育质量分析评价报告》）而实测的结果却是“预估难度与实测难度相差11个百分点，表明考生对命题者的良苦用心并未领情”（出处同上）。据该报告所列数据，整个试题预估难度0.76，实测难度0.65；分项实测难度第一问0.83，第二问0.56，预估与实测出现了悬殊的差距。考生为什么“对命题者的良苦用心并未领情”？这对教学产生或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这是一道从观点到结构都令人质疑的题目，实在难以体会出任何的“命题者的良苦用心”。
　　一、“图中人物所着服装的创制者是孙中山”的命题是不成立的
　　按照题设条件对“图中人物所着服装”概念的准确理解，毫无疑问别无他选，指的就是人物当时参加重庆谈判时的具体着装，这是进行判断的先决条件。WWw.11665.COM当时他们所穿的这两套衣服是由谁“创制”的呢？有一个“创”字，服装创制者就应该是早已逝世的孙中山吗？与判断条件最贴近的“创制者”其实应该是做衣服的裁缝者，尽管“创制者”中的“创”有“首次”含义的限定，但孙中山首创的是该服装的样式，不可能当时就创制了该服装。更何况《现代汉语词典》的“创建”词条解释是：“初次制定（多指法律、文字等）。”可见，这两套具体的服装与孙中山毫无关系。
　　由于对概念的表述不严密，命题中的条件和结果矛盾，所以命题不成立。这样一个假命题，对学生的思维能力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真不知道卷面答案与“参考答案”一致的83%的考生，其判断与应答所凭借的是直觉想象还是严密的逻辑思维，而答案与“参考答案”不一致的17%的考生的判断力是否都是低下的？
　　二、“毛泽东与蒋介石共同领导的、反侵略的抗日战争”命题的真假是令人怀疑的，设问的指向是误导的
　　首先来看看这一历史观点是否正确。为了佐证“毛泽东与蒋介石共同领导了抗日战争”这一观点，笔者查阅了关于抗日战争领导地位的相关资料：1937年9月22日，中央通讯社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表述是：“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1938年11月6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报告通过的决议——《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中多处阐明的态度是：“我们是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下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 1942年7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中声明：“中国共产党认为：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而没有找到“毛泽东和蒋介石共同领导了抗日战争”这一观点的史料依据。
　　其次，也许该试题的“参考答案”所依据的观点是史学界依据新史料而得出的最新研究成果，但却没有现行教材中的任何相关史料的支撑。用一个考生未知的观点来限定试题答案，要求考生判断，他们的答题思路会是怎样的呢？当他们按照设问的指向苦苦寻求具有“二人”共同领导特征的战争而不果时，就必然出现两种应试状态：头脑灵活的考生只好另辟蹊径：既然“共同领导”这一属性不存在，那么其它的“共同”属性，例如“共同对外、共同抗击”倒是有且只有一个，看来答“抗日战争”绝不会错，其实已经“擅自”缩小了概念的内涵，扩大了概念的外延；头脑“愚钝”的考生继续循规蹈矩，不知何去何从，不得已在战争前面盲目加上一些修饰词诸如“日本侵华战争”、“抗日侵华战争”、“反日侵略战争”等（均源自卷面答案），导致不能与“参考答案”对应而犯“错误”。
　　再次，答出“抗日战争”的名称，就说明掌握了其“反侵略”的性质吗？战争的性质是由交战的主体来决定的，还是由名称来决定的？名称无非是一个概念的符号而已，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为战争起多种名称。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其名称无论多么不同也都是指的同一战争。如果考生以叙述战争的时间、地点、交战双方等要素来表达——这就是那场战争，谁能说其对战争的内涵没有准确把握因而是错误的呢？
　　“命题者的良苦用心”倒是得到了一些教师的“领情”。笔者在听课中不止一次听到教师这样讲解此题：为了接受失分的惨痛教训，“必须且只能答抗日战争，因为题目强调的是反侵略性”；或许他们感悟到了命题意图的“真谛”，于是进一步嘱咐学生：“如果问‘近代史上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哪两次侵略战争’，一定要答‘甲午中日战争’和‘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千万不要答‘抗日战争’，因为这里强调的是‘侵略性’ 。”按此逻辑，应该给甲午中日战争另起一个什么突出其性质的名称呢？为了应对这类试题，教师们还往往把一些不准确的观点和结论盲目补充到教学中来，既加重了学习负担，又违背了史学原则。例如“日本曾两次独霸中国”、“辛亥革命的道路就是走美国的路”、“戊戌变法就是走日本的路”等等不一而足。究其来源，他们都能找到“权威”考卷作为依据：“专家们这样考我们，我们只好就这样教。”也许他们忽略了“论从史出”的教学原则，也许他们的做法淡化了历史教育的本来意义和历史课程的性质，也许他们过于简单地理解了试题的导向价值，也许他们过于盲从或曲解了命题者的意图。其实我们还能够列举许多来自于历史课堂的这类 “也许”，这样的“试题效应”能不让我们为历史课程教学担忧？命题者不该引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