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以及虞初的《周说》，陈寿的《三国志》，欧阳修的《新唐书》、《新五代史》等，无一不是在洛阳这块沃土上完成的。程颐、程颢兄弟开创宋代理学，享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盛名的“建安七子”，以及“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等，皆云集洛阳，谱写各自华彩篇章。左思一篇《三都赋》，曾使“洛阳纸贵”，曹植的一篇《洛神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名篇。“洛阳才子”，“汉魏文章半洛阳”，概述了洛阳在中华学术与文学方面的重要地位。可以说，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和河洛文明，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源头，构成了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来看，无论是《道德经》的哲学理论，《说文解字》的文字考据性，还是《汉书》、《资治通鉴》、《三国志》、《新唐书》、《新五代史》的历史学方法论，还是《三都赋》、《洛神赋》的文学贡献，都奠定了中国文化史的基础。“洛阳纸贵”所渲染出来的“畅销书”、“热销书”概念，恐怕到今天也再难重现。因此，洛阳将因其丰厚的经典作品诞生地，成为中国文化的起源。

　　洛阳是中国佛教圣城。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所官办寺院白马寺就在洛阳，该寺院享有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之称，是“中国第一古刹”。寺内保存了大量元代夹纻干漆造像如三世佛、二天将、十八罗汉等，弥足珍贵。据历史记载，相传汉明帝刘庄夜寝南宫，梦金神头放白光，飞绕殿庭。次日得知梦为佛，遂遣使臣蔡音、秦景等前往西域拜求佛法。蔡、秦等人在月氏（今阿富汗一带）遇上了在该地游化宣教的天竺（古印度）高僧迦什摩腾、竺法兰。蔡、秦等于是邀请佛僧到中国宣讲佛法，并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跋山涉水，于永平十年（67）来到京城洛阳。汉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遂将寺院取名“白马寺”。从白马寺始，我国僧院便泛称为寺，白马寺也因此被认为是我国佛教的发源地。历代高僧甚至外国名僧亦来此览经求法，所以白马寺又被尊为“祖庭”和“释源”。到西晋时，全国128寺，洛阳即占42寺。五胡十六国时期，洛阳成为佛教中心。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佛教风行，佛寺骤增，洛阳最多时佛寺达1300多所，其质量和规模也都不同寻常。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的营造，南北长达1公里，至今存有窟龛2345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余品。白马寺与龙门石窟，是中国佛教文化最为重要的历史遗产，这使古都洛阳成为中国佛教圣都第一城。在今天全国各地都在开发佛教旅游文化资源的时期，洛阳打造中国佛教圣城应该最具合法性。
　　洛阳应该从千年帝都、中国四大古都、十三朝古都、神都、花都、诗都、辞赋之都、世界文化名城、牡丹花都这些形象称号中，凝聚提炼出一个最准确最具魅力的闪亮名号，将千年帝都、中华文化读本、中国学术文化发源地、中国佛都、牡丹花都这几大文化名片作为它的核心诉求点。洛阳需要通过城市文化形象的战略重组、重建和重设，将城市文化资源，转化为城市文化资本，为城市文化复兴和文化产业发展奠定新的战略架构。
　　4 洛阳历史文化资本开发战略
　　城市因文化而繁荣，文化因流动而具活力。城市历史文化资源认知与形象建构，最终是为了服务于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因此，通过战略设计，将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形象进行精准定位，秉持“城市文化资本主义主张”[6]，创新城市文化开发模式，将稀缺性、唯一性、世界性、垄断性的城市文化资源转变为城市进化的动力，以建立城市可持续增长的新路径。洛阳城市的历史文化属性，决定了洛阳可以从“文化兴城”战略，重新调整发展模式，构筑具有独特文化品格的城市增长路径。
　　4.1 洛阳“世界佛教圣城”开发战略
　　目前中国南方地区的安徽池州九华山、南京市、扬州市、无锡市、普陀山，都相继将佛教文化作为重要的城市发展战略。无锡灵山、梵宫，更是以大手笔创造了佛教文化产业的传奇。南京也已投资开发大报恩寺的重建，重点打造佛教之城以拓展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洛阳作为中国最具合法性的“佛教祖庭”之都城，应该率先战略设计成为“国际佛都”、“世界圣城”。西晋时期洛阳的寺庙之都，千庙之城的历史文化记忆，白马寺的释源之地位，龙门石窟的世界级文化遗产奇观，完全可以成为洛阳打造佛教文化产业链的可靠资本。洛阳可以选择开发从白马寺到龙门石窟的国际级的“佛教文化走廊”，建设99座新寺庙，打造寺庙群，将洛阳塑造为世界级佛教参拜圣地。在此基础上，完善佛教旅游文化产业链，从香烛、香台、香鼎、参拜服饰、素餐、佛学院、佛学典籍研究、出版、禅修院、养老院等方面，进行深度开发与营运，这将为洛阳城市发展和文化繁荣奠定基础。
　　4.2 洛阳“中华文化读本”之城开发战略
　　洛阳作为河南省经济重镇，其工业经济较为发达，但科教